sub jam b007 杰克·克鲁亚克 – 达摩流浪者


书; 32开; 2003

为促成台湾商务版中译本在大陆的出版,sub jam 制作了一批试读版,撒向漫游中的地下青年,可资见证一个小小的亚文化转型。

编后记:上路

在火车上,看到福柯的话:“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后来这个没有被汽车撞死的法国人,被爱滋病弄死了,有分析说,他可能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虐恋俱乐部染病的。人们从来不觉得福柯过着危险的生活,因为他是个哲学家,著作等身,没空生活;就连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也因为远在海外而无缘上街。但福柯一死,才提醒了人们,要不是忙于危险的思想,这老头的生活,恐怕不会比萨德或格瓦拉更安稳。是的,那是一种危险,他所有的敌人,都能够指出其中不可实现、不可操作的漏洞,因为狂想和理想,已经让思想越过文明的边界,在不可见的现实中渗透了我们的生活。
那是秋天,我刚结婚。十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过自由的生活,或者至少能够创造奇迹、通过反叛取得快感。那时候我仍然在这样想、这样做,即使婚姻也不能改变夜游、破坏和挥霍的习惯。我以福柯和克鲁泡特金为导师,继续着从中学时就让人不安、甚至经常陷入虚无的精神功课。从马克思,到崔健,从萨特,到金斯堡,从佛陀,到弗洛伊德,从摇滚乐,到无政府主义,从做梦,到生活,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必须承认,自己至今还是一个迷惘的孩子,只要一点点关于进步的火星,就可以激起我好胜和冒险的热情,或者同样迷惘但又带着几分虔诚的探寻之心。直到2002年的万圣节,40岁的赵已然给自己的弹唱晚会写了这么一句话:“在我一直追求的自由之中,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自由。”
我以为那是他的悲哀。但那为什么又会让我念念不忘、惴惴不安?
2001年的初冬,廖伟棠从香港带回了台湾商务版的《达摩流浪者》。这是一本已经取掉护封,只剩下白底黑字封面的繁体字竖排本小说,他和高晓涛已经在各自的旅途中翻过了好几遍,到处都是批注和勾划出的警句。书已经有点旧了。我带着它,去了成都、昆明、丽江、深圳、广州,在不间断的十多场摇滚乐演出和更加不间断的彻夜豪饮的间隙,读完了它。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它,以为杰克·克鲁亚克只需要一本《在路上》就可以安息了。但这是一个多大的误会,现在我宁肯把《在路上》放在家里,连同所有的书,如果旅途中只能带一本……当然,克鲁亚克不会这么做,他会带着地图,和一本英文版的《金刚经》。
这个版本满篇错别字,完全不符合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名誉,译笔倒是非常口语,但据看过原文的文楚安说,漏译和随心所欲的误译俯拾皆是。后来,我们又重新校对了全文,纠正了这些明显的错误,但翻译的得失,就等以后新译本出来再说了。在决定把它印出来之后,我知道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致敬——向可能的完美的人生,而不是正在被研究的Beats——我受惠于克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金斯堡这些老叛逆,要远胜于《神经浪游者》提供的新幻想。而且,有那么多的朋友排着队要借、要读到它,他们是一些好人,那么,为什么不呢。而所有帮助这个奇特的Sub Jam版问世的人,廖伟棠、杨海崧、尹丽川和乔颖……他们总是那么善良,总是在散播光和种子。所以,为什么不呢。
文楚安答应写一篇前言,我想这是一次沟通,或者说两种文化沟通的开始。有很多人挑剔他的译笔,我也曾对照原文,偶然发现过一些为“雅”而失“信”的文学渲染,更别提把“fuck”翻译成“干那事”的失败——这不是老文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有文人和教授的问题,他们为了追求文学性,宁肯用信息过载的成语来取代鲜活的形容词,在面对粗话和俚语的时候,又在审查和自我审查、甚至审美模式的要求下进行高雅的修理。这种“批判地研究”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暴力,它曾经败坏了一代人的大脑,和无数翻译作品的气质——但我尊敬这位滔滔不绝的成都人,他是体制内的红杏,在已经平庸了的生活中梦想着出墙、流浪和戏剧。他做了很多事情,兢兢业业,使我们受益,也平衡了自己。他可能没有李斯那么生猛、尖锐,也没有年轻的实践者的体验和理解,但即使是想象,也足够把文化战争引进到他那个波澜不兴的领域中去——也许老文并没有想过,他在学术界得到的全部荣誉,在青年看来不过是尘土,而他们眼中的光荣,正是他在瞌睡和枕头之间架起的一座座桥梁。beats在中国的传播,又好比干柴烈火,文楚安,或任何不由自主以工作或生活去实践的人,其实已经身处一个迷乱的小宇宙之中了。他将被这场文化战争刻入历史的名册。
我们决定,先由我印200本,作为送给朋友和Sub Jam工作室的合作伙伴的礼物——所谓“内部交流,仅供研究”——同时也作为征求评论的样书。然后由老文联系版权、重新翻译,我来找出版社让它重见天日。商量好之后,我开始等待他的前言。等了很久。其间这本书又经过了很多人的手,我陆续找来了现在附录里的歌词和随笔。两首歌词并不是专门为本书而作,选进来,仅仅因为这两首歌可以激励或安慰在路上的人;而王兮兮的那篇《我眼中的克鲁亚克》,则是她自己贴到网上去的,这位美国出生的中国女孩、地下文化网站的游魂,写过非常犀利的、跟文化研究有关的即兴文字。杨海崧,PK14的主唱,诗人,他长得像极了克鲁亚克,也因为深受Beats影响而被学校里的机器人攻击。苌苌,她离开外企,带着这本书去了法国,她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我知道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迷惘和信心而再会。还有高晓涛和陈芳,两个罕见的干净的人,晓涛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谦和的大胡子,和陈芳一起过着宁静快乐的生活。 2003年,不能再拖了。无论是《达摩流浪者》还是自己的生活。一件决定要做的事情,需要竭尽全力,何况这本书对我如此重要。文学和音乐曾经改变过我,但《达摩流浪者》改变得更多。是的,十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过路上的生活,但从未真正上路,甚至身边的朋友3次去沙漠短途旅行,也都没有参加。过去,我从未真正将自己放逐在危险之中,现在,经过10多年对自由的寻找,经过3年多在北京的文化生活,我已经分不清反抗和刻意的反抗、爱和想象中的爱,分不清本来的我和被形容的我,甚至已经被自己所反对的东西改写。得到的一切,包括自由,已经成为自由的枷锁。在精神面临崩溃的时候,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些决定,这和《达摩流浪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可以说原因和克鲁亚克上孤凉峰如出一辙。追求真正的自由,或许是艰难的,况且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圣徒或智者的根基,相反,因为长时间沉浸在戏剧的幻觉中,我甚至不能识别自己作为凡夫俗子的价值。但不能不去尝试。即使将来又会后悔、放弃。
我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比行动更高的思想体系——如果不是信仰体系的话。如果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那么福柯为它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滞后提供了重新深入下去的可能。他分析了权力,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他让喜欢做梦的人,除了制造象征的世界——例如砸掉星巴克和麦当劳、建立艺术家社区、发明新的游戏 ——之外,还可以用新的规则来反抗。如果一个体制是有害而强大的,那么只有对体制本身的超越和渗透才可能与之对抗——甚至“对抗”这个词都是落后的。有人相信金字塔,就有人相信一千个德勒兹的一千个高原,后者是不可见的,也是不能用胜利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如果说文明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用一种无道德的、技术性的方法,操纵各种可被利用的道德(变成了暴力工具的道德锁链,而不是开放的生命力之道)、意识形态,建立权威或管理规则,那么过去的反道德、反文化和反文明,今天就需要进化为对道德的追求。我是说,我们不仅仅叛逆,我们还要求对自然生态模式的回归,对内心的回归,对原本和谐的个人和群体秩序的回归。在宗教组织和国家的权威逐渐减退的今天,资本成为新的有生命的强大暴力,今天的克鲁泡特金,需要无限的外形,就像朋克和黑客,他们早已不是个体,而是珊瑚一样的思想-行动的全球联合体。一种亚社会的可能,在科幻小说和禅宗思想的暗示下显现出来……像成千上万饮鸩止渴的法律条文中突然跳出来的一颗人心,道,道德,是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愤怒青年的人实际追求的目标。
而这是辛辛苦苦在社会中操作、维护、改善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梦想。但这不是梦想,因为它并不打算用道取代法律、用注视取代电脑,它要做的,远不在这一玩笑的层面……
长时间以来,我沉醉于这样的思考。但它和我的生命脱节。无论如何,这个匆忙的生命体习惯了思考和想象却忘记了行动,即使思考真的比行动更高一筹。行动却不是组建乐队、去演讲和变成超人,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自己要做的,只是按照自己真正的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发生了,我开始惭愧空喊了那么多“遵循内心的指引”,而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却从来没有真的做好过。一个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在说“自由”这样的大词,那他要么是在按照惯性说胡话,要么就该去实践,而不是像18岁那样,夜不归宿、学会涂鸦或打鼓就行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没有这么简单,克鲁亚克后来死于危险的生活,而不是归命于小小念珠里的“空 ”。我想说我们都是迷惘的孩子,但是生命苦短,社会杀人,如果不去试试就没有机会了。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也都是一回事——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些决定,并且借梁永安译的《达摩流浪者》来做一个决断。这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几天以后,这篇后记就变成白纸黑字。希望我们,我,和打算一起尝试的人们,能够这样上路,并最终免于恐惧。
老文曾经要我写一篇“垮掉的一代在中国的影响”的文章,我最终还是没有写。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而且这一切几乎都是潜在的,没有几年专门的调查和观察,恐怕不能轻易下笔。
Beat Generation,其实我更愿意用“垮掉的一代”这个误会的翻译,在主流文化看来,这些追求喜悦和精神和谐的人,不但是垮掉,简直也是烂掉的。就像 punk这个词原本也不是什么好意思,垮掉不过是一个语言社会学上的歪打正着,我们不需要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证明自己——顺便说一句,很多早期的中国摇滚乐迷渴望“摇滚乐被大众承认”,但除非他们自己成长为大众,那么摇滚乐就并不需要被现有的大众承认——从南京流传出来的“烂掉的一代”,现在正是很多孤独、可爱的孩子用来相互温暖的一句暗号。但究竟是谁在烂掉,那就要看用谁的价值观来衡量了。
最早,beats(垮派)的影响仅限于文学界,尤其是8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运动。无论莽汉主义,还是口语派,多少都和金斯堡有点关系。1990年,陶跃庆、何晓丽合译的《在路上》出版的时候,出版社把它设计成准色情读物,试图骗取单身男人的注意——同样命运的书太多了,《洛丽塔》、《玫瑰之名》都是这样——但还是有一些留心过相关介绍的人买到了它。但这些读者还只是读者而已,他们为之狂热、寝食不能安,但能做的,却只是在不上课或不上班的时候喝点酒、唱崔健的歌、讨论拉萨风光。我也曾是其中的一个。
直到1996年,李斯的《垮掉的一代》问世。直到1998年文楚安译的《在路上》和其后陆续出版的《金斯伯格诗选》、《在路上》全译本、《金斯伯格论坛》、《垮掉的一代及其他》推波助澜。有些人生逢其时,自然要做点什么,无论有没有这些翻译,中国的beats都已经诞生了。尽管不只一个人指出,李斯的 “编著”其实有一部分是直接翻译、挪用了别人的著作,但李斯毕竟深受beats影响,连文风都一样复杂、傲慢、充满激情。这本书被很多人翻烂、抄写、当作上路的车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是中国最早的青年亚文化。他们从无数缝隙中钻出来,饥饿而有力,无名但漫山遍野,他们贪婪地吸收了摇滚乐、反文化、现代文学、另类电影、现代派和当代艺术等等西方文化的营养,然后在喝茶长大的身体里培养出本土的青年形象。生活改变了一切。新的、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各种压力下反弹起来,从服饰到音乐,从口语到价值观,从交流方式到生存手段,他们诞生了。成千上万的青年,逃离了曾经无法逃离的环境——在他们看来窒息的、缺乏理解的、暴力的、权威的、麻木的、势利的、贫瘠的、只有家畜和豺狼才能健康生活的环境——在本地,或外地,或者网络上,或者流动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但是高度认同的集体。
至于他们和垮掉的一代究竟有多大关系,我想反叛并不是最重要的。要看他们除了反叛还想做点什么。简单地说,beats学习东方宗教,是为了精神的至善,这使反叛成为追求途中必须做的事情。在这个被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暴力削弱了的精神环境中,主流的西方价值和方法,也就是科学实证主义和技术至上论,借着自由主义的微风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铁蹄,必然地被公众全盘接受。一心要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和改良分子,则更不遗余力。一些人因此成为时代的弃儿。他们既不愿意做长城上的另一块砖,也不能接受那个曾经异化了西方青年的怪兽的升级版再来异化中国青年,他们必将面临的文化战争,要远比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化战争更为复杂和残酷。1996年以来,地下摇滚兴起、网络兴起、盗版兴起、通过商业传播的西方亚文化商品兴起,少数人的孤独得到了滋润,但又迅速被混为一谈—— 金庸和周星弛被作为同年龄段人的标志,人们也因此互相认同,但更深一层的分裂却被野蛮地忽略。如果说未来的主流,是今天的时尚、另类、新娱乐、新游戏等等表象,那么未来的非主流,却依然是这些表象下面不安的灵魂。我们必须在迷笛音乐节、国际青年旅社和西祠胡同的论坛上仔细辨认,谁从时代领取了解放和关于成功的许诺,谁,却得到了更多反叛的理由和武器。
PK14这样唱着:“国家正在发胖,她丢失了信仰。”我想这歌词简直太棒了……
两个月前,在另一列火车上,我找了点纸,写了下面的文字:
“相信愤怒是一种进攻性和欢乐的力量,而不是怨恨和报复的产物。
“相信我们最终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用休息、知识和娱乐来平衡生活中的谎言、奴役、败坏和麻木。
“相信互助、友爱和平等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商业、科技、竞争都是辅助性的工具,而不应该被放大为统治我们行为的、恶性循环的法则。
“相信国家、法律、政府、婚姻等等文明的产物,都是人类无奈的选择,对人类的贪婪和软弱,它们是有效的、整体的,但决不是最好的和根本性的治疗。
“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自然、人、人造物、文化和社会构成的整体之中,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都是这个生态结构中的一部分。
“相信我们真正的需要乃是寻找和建立自我的道德,而不是物质的暂时满足、公众的认可;有时候我们会用反道德、反文化和更加激进的方式去完成这一寻找。
“相信所有的行动、反抗、对梦想的实践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从中获得的体验和快乐,将超越所付出的代价,即使看起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都是些大词。而大词是可疑的。我说“我们”。但复数是可疑的。后来我又有了一些纸,上面记录着每天打来的电话数量、关于在吃饭时集中注意力的笔记、用手写字的感觉、关于诗歌的两句感想、关于“花钱就是增加麻烦和花掉从容”的想法、一个小计划……我不知道这样记下去会有什么变化。也许没有变化,但从我的角度而言,这记录了对上面那些大词的实践。我知道另一些有作为的人,正在改变中国的唱片业、出版业、教育事业、商业环境、就业率、人民健康水平、国际接轨速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敬意,只要他们别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把一些人当作代价给磨损掉。但我只做小事,只为自己做事,只做像梦一样缥缈的事。在开始了实践的时候,我不再担心来自他们的指责。完全是借花献佛,我在克鲁亚克的文字后边加上了这么多自己要说的话——如果早已不耐烦,撕了它便是——我以Sub Jam的名义做过许多事情,这一件依然是个人化的、不向大局负责的、渺小得无法被取消的。对于私人范围外的读者,我想说这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读我的喃喃自语。
需要说出来,让自己心安的事情是,我会记得萧维佳给我的开导,和Glen Velez在他的专辑“Rhythms Of The Chakras”(《七个脉轮》)中提炼的精神能量,要不是他们,印书的事恐怕也在浑浑噩噩中无限地拖延下去了。鉴于这也只是一个私人行为,我还想特意让生活在大理的张鑫、Janson、波波、Sting、家豪还有阿King读到这本书,就当是一声最微弱的问候吧。还有丽江国际青年旅社的老板,他在门口挂了块牌子,上书“西装革履,恕不接待”。这本书也是为了曾经跑去甘肃教书的丛峰才印的,他是我认识的另一个平静的大胡子诗人。还有马骅,他现在也在一个雪山脚下教书——我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打算做一个老师,最后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坚决地放弃了。克鲁亚克证实了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业的道理,但我还是想把这书送给他们,仅仅因为我可能不会再去实现的这个愿望。童玮亮,他的暗地病孩子网站,其实是一个地下世界的精神天堂,烂掉的一代也罢,中国的beats也罢,都不足以形容他悄悄做的这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希望。我希望宋雨哲带上这本书上路,他在2002年秋天解散了大有前途的木推瓜乐队,跑到西边半年,其间差点死在转神山的路上,下一次,如果还要这样出门,它至少可以带来一点好运。还有林剑强和林悦,他们曾经是马来西亚华人地下音乐的风云人物,如今背包走天涯,此刻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角落看星星。最后,吴铁,我等着看你翻译的《金刚经》,5年前你开了个头的时候我就在等了。
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世界,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做。

颜峻